英格兰举国陷入了紧急非常的局面中。国王乔治一世也坐不住了，他当即缩短了在汉诺威的预定日程，即刻踏上归程。11月11日，君臣一干人等回到英格兰。12月8日，议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期间，英格兰几乎每一个城镇都在举行公众集会。人们纷纷请愿，要求立法机关以法律手段严惩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正是这些可恶的家伙，打着利国利民的旗号，私下里却做着欺诈的勾当，把整个国家推到了毁灭的边缘。令人惊讶的是，这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家本身与南海公司其实同属一丘之貉，其在幕后推波助澜的罪责同样不可推卸！公众的轻信与贪婪——对金钱和利益的可鄙的欲望——疯狂到极点的贪婪吞噬了英格兰民族所有美好的道德品质。同样没有人指责人们那阻挡不住的痴狂，疯狂的激情促使他们一头钻进了阴谋家们设计好的罗网。这些民族的污点和劣根性，从来没被人提起过。在很多人看来，英格兰的人民是单纯、忠诚而又勤劳的，是一伙强盗毁了他们也毁国家。这伙强盗罪大恶极、绝不容姑息，就算死上一百次也不足以抵消那深重的罪孽。

　　这几乎代表了英格兰所有民众的心声，上下两院的议员们也不比公众理智多少。随着南海公司董事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举国上下一直呼吁对这些罪犯严惩不贷。但国王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发表了一通感言，希望国民们理解南海公司董事们的做法，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幸的受害者，应当给予适当的怜悯。这番不合时宜的讲话立即引发了一场舆论大战。其中的几位发言者对南海公司董事会做了最猛烈的抨击，而莫勒斯沃思勋爵堪称其中翘楚。

　　在发言中，他这样说道：“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正是眼见这场大劫难的元凶。有人认为，没有有效地处罚他们的法律。这么看来，我们就只好以古罗马人的做法为榜样了。开始，连罗马立法者都没料想到竟会有弑父的罪案发生，无论谁也想象不到一个儿子的竟能如此丧尽天良，双手沾满亲生父亲的鲜血。当他们发现没有一项法律能用来惩罚那些弑父者之后，立即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宣布将那些残暴的凶犯装进麻袋里牢牢缝上口，被丢进台伯河里活活淹死。而这些一手炮制了南海阴谋的恶徒们，同样只配装在麻袋里扔进泰晤士河。”

　　相形之下，其他人的发言则要温和一些。沃普勒先生表现的则更加慎重，在他看来，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公共信用。“如果伦敦城发生大火的话，凡是聪明人都应该先去帮忙扑灭火头，以防止火势继续蔓延。等把火都扑灭了，再着手搜寻纵火犯也不晚。同这是一个道理，公众信心已经严重的伤害，正躺在那儿流血不止，政府应当迅速采取补救方案去挽救它。以后，有的是时间去惩罚这些狡诈的‘刺客’。”

　　12月9日，国王此前的讲话得到议会的响应，并通过了一份宣言。经过修改和补充，宣言里添加了如下内容：议会不仅要想方设法尽快安抚国民，还要对肇祸的元凶们严惩不贷。

　　调查的工作进行的极为神速。南海公司董事会被勒令向议会递交一份记载有他们从事过的所有往来交易的账簿。同时，下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建议专门制定一部法律防止这种邪恶的股票投机行为再次上演。说到底，南海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并在公众中造成难以收拾的恐慌心理，主要是由于股票投机者所使用的阴谋诡计。因此，重建公共信用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双管齐下。

　　沃普勒先生也站出来说道，就如自己以前所表示的那样，经过认真思考他已经制定了一项旨在重建公众信用的计划。但这项计划能否得以真正实施，还必须立足于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此前与南海公司签定的公共债务认购单、货币申购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契约文书，现在是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并继续保留下去?这一问题引起了一番激烈争论。最终，议会以259票对117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议案，规定所有的契约、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变，除非因为南海公司股东大会宣布无效，或者是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被废除。

　　第二天，沃普勒先生向下院的一个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恢复公众信用的计划书，大致内容是，由英格兰银行出面接收900万英镑的南海股票。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也在一定条件下接收同样的数量的股票。下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计划，虽然期间有一些议员反对，但下院仍然命令这两家公司接受这一安排。自然，这桩苦差事这两家大公司谁都不愿接受，在各自的股东会议上，人们纷纷表示激烈地反对，但这么做并不能改变既有的决定。最后，两家公司终于同意接收那些棘手的南海债券，并向委员会提交了各自的报告。在沃普勒的监督下，委员会又提交了一项提案，在上下两院审议时均得以顺利通过。

　　议会同时还收到委员会提交的另一份提案，并获得了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议员们的一力支持。其内容是限制南海公司董事、主管、副主管、会计、出纳以及职员的行动，规定他们出境时间不得超过一年，并彻查他们的财物状况，以防止他们私下转移或转让财产。一干人等里，辛潘先生尤其对南海公司秘书长克拉克斯先生看不顺眼，一心要证实大街上流来传去的，关于这位先生如何在南海公司账目上大做手脚的传闻。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踩一踩克拉克斯的痛脚。他说，自己很高兴看到英国议会重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如此团结一心地为保护公众利益而努力。自然，有必要保护南海公司董事及职员的们人身及财产安全。“但是”，他话锋突然一转，望着克拉克斯先生说：“有一些人，他们尽管身居要职，却寡廉鲜耻不顾公义。总有一天，这些人的嘴脸将会被世人看清，他们犯下的罪行比起南海的董事们更加卑劣！”

　　这番指桑骂槐的话一出口，克拉克斯变得如坐针毡，站起来愤愤地回答说，如果议会里有人怀疑他涉嫌南海事件，那么，他将给予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论议院内外，他会随时候教。他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引起周遭一片哗然。上议员莫勒斯沃思起身大声反击道，他，上院议员莫勒斯沃思，虽说已是年过花甲，还是有足够的勇气迎接来自任何人的挑战，其中自然也包括克拉克斯。他相信，还有很多年轻人与自己站在同一阵线，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与克拉各斯先生针锋相对，斗争到底！

　　于是乎，议会里的秩序再度失控，议员们纷纷起来发表各自的见解，每个人都是那么地激动，叫喊声充斥了整个会场，连发言人要求保持安静的呼吁也变得几不可闻。最后，基本上只剩下莫勒斯沃思和克拉克斯这两个“挑事者”还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混乱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最后，议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甚至于粗暴地要求克拉克斯不要挑战大家的耐性，就此前那一番有失水准的言论做出合理解释。

　　克拉克斯辩解说，自己的并没有挑起争端的意思，只不过是想让一些对自己有意见的议员满意而已，他将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如此，混乱的场面方告平息。议会继续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岁南海公司进行调查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任命一个由十三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清查南海公司的一切事宜，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调阅文件、传唤人员和发布文件记录的权力。

　　上议院对此事的进展同样十分重视。罗彻斯特主教甚至把南海计划比作一场危害整个社会的大瘟疫。沃顿公爵则表示，议会不应当表徇私枉法，偏袒某一方。就他个人而言，如果自己的朋友也卷入了这件案子，那么，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也会公而忘私立即跟那人一刀两断。南海公司的那帮阴谋家以最为无耻的方式敲诈、剥削着民脂民膏，把整个英格兰搞得到处乌烟瘴气、怨声载道。理所当然要接受法庭最严厉的惩罚。上议员斯坦霍普也说，为了弥补公众的损失，要悉数没收这些罪犯的财产，不管他是不是董事会成员。

　　这期间，群众的激忿已然高涨到了极处。就像库克斯在《沃普勒》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南海公司董事们的名字，现在变成了种种欺骗和罪恶的代名词。雪片般从英格兰各地发来的请愿书，以及城市乡镇里此起彼伏的游行请愿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民众纷纷要求对这些疯狂敛财的坏蛋们施以重刑。就在这股风潮中，有些不赞成以极端手段惩罚罪犯的温和派人士人，甚至也因此被人指责为同谋犯。一心一意想发泄自己的怨恨的人们，不断给他们寄来匿名信，或者以最恶毒的语言公开嘲讽和辱骂他们。这其中，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克拉克斯等几人尤其成了大家指责谩骂的主要目标。

　　饱受舆论压力的上院立即做出决定，对所有嫌疑人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查。1月2l日，所有与南海计划有牵连的经纪人都被勒令向议会上交一份账目清单，标明自1719年圣米迦勒节以来，借助于他们之手买卖股票的财政或税务部门官员的名单，以及这些官员的股份申购和交易信托情况。从这些账目清单里可以发现，南海公司发行的大量股票都被秘密转入了艾斯拉比的名下。南海公司的五位董事，其中还包括爱德华·吉本（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的祖父）在内，统统被监禁起来。

　　斯坦霍普伯爵向议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促使议会在此基础上做出一致的决定：在南海公司案件审查期间，以及其他某些时间内，在没有对真实的偿付能力做有效评估或不能提供充分担保的前提下，由南海公司的任何董事或机构承揽股票交易及发放贷款的，以及帮助任何政府官员或议员购买股票的行为，都将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贿赂、贪污行为。几天后．议会又通过了另一个决议案，其中规定，凡南海公司董事或职员以秘密方式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返卖给公司的，同样构成了诈骗和破坏信托罪。而由产生的影响对公共信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艾斯拉比因其不可推脱的责任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同时被从议会中除名。接下来将由法庭做他的犯罪行为进行进一步的法律制裁。

　　当时，南海公司的一名会计奈特先生，因为知晓大量公司董事们曾进行的危害性极大的秘密事件，在狗急跳墙的董事们的指使下携带着许多重要的账目文件逃往国外。经过一番乔装改扮，他先坐一条小船，而后又雇了一艘大船，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到了法国的加莱港。这个消息被秘密委员会呈报给议会。议会审议后一致决定，向国王递交两份报告。一是请求国王发布悬赏告示，重金缉捕奈特；二是请求国王立即下令关闭所有的港口，防止南海公司其他的职员再度逃亡。墨迹还未干，这两份报告的就由议会的莫修先生呈送了国王。

　　当晚，英王就御准发布告示，悬赏2000 英镑缉捕奈特归案。下院也命令锁闭议会大门，把钥匙放在桌子上。罗斯将军——秘密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向议会通报说，大量能证明南海计划罪责最隐秘、最邪恶的证据已经被找到，那就像是一心要把英国拖入地狱的恶魔的企图。在时机恰当的时候，秘密委员会会把这些证据交给议会处理。委员会同时还认为，为了更深入地查清真相，非常有必要限制南海公司董事和重要职员的人身自由，并没收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个动议毫不奇怪地获得了议员们的一致赞成。议员兼南海公司董事罗伯特·查普林爵士、西奥多·简森爵士、索布里基先生、埃勒斯先生，以及其他董事们纷纷被分别传唤，并被建议如实交代各自的腐败行为。

　　西奥多·简森爵士和索布里基先生急不可待地为自己大声地辩解着，尽力要为自己开脱罪责。议员们耐着性子听完他们滔滔不绝的狡辩，然后命令他们先退下，之后一致通过动议，宣布两人违反了信托欺诈罪，给国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严重损害了公众信用。鉴于两人一直抱着拒不合作的态度，决定将他们立即逐出议会，交由警察机构羁押。四天之后，罗伯特·查普林爵士和埃勒斯先生也被逐出了议院。议会随即上书国王，请求他诏令各驻外大使，协助当局缉捕奈特。不允许他向任何国家寻求庇护，一旦发现就将他引渡回英国。国王立即准许了这个提议，当晚，信使们便纷纷动身去往欧洲各国。

　　公众普遍认为，被羁押的南海公司董事中的一位——约翰·布朗特爵士，就是这桩惊世大阴谋的幕后主使人，因此他被人称作“阴谋之父”。有关他的情况，我们可以从诗人蒲柏写给阿伦·洛德·巴瑟斯特的信中一探究竟。约翰·布朗特并不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但他却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信教者。他常常以高昂的姿态和滔滔的雄辩抨击时代的奢华与腐败，议会与党派的不公与软弱。对权臣望族的贪婪更招来了他激烈的攻击和批判。他原来只是个小小的办事员，后来摇身一变成了南海公司的董事，还成为公司里表现最活跃的管理者。不知道是不是从前的这段经历让他形成了挑战贪婪的权贵的习惯，这一点我们只是妄加揣测。但他一定是亲眼目睹了许多上层人物的丑陋秽行，这也许正是驱使他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

　　布朗特先生从监牢中被押解到上院法庭接受审判，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质询，他始终保持缄默。关于法庭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他说下院的一个委员会已经审查过了，他自己也忘了当时回答的具体内容了，所以在法庭上的供词可能会有所出入。这一次审判中，他拒绝回答同样的问题。他所做的这番振振有词的声明，其实就是对自己所犯罪行最好的说明，议院里因此产生了一阵骚乱。法官又一次强令他回答，有没有卖给任何政府官员或上下两院议员任何数量的股票，好促使南海议案早日获得通过。他却铁了心拒不作答。他说，他怀着迫切的心情希望尽可能地尊重议会的决定，但若是议会一味要自己承认自己有罪，那将是徒劳的。经过数次尝试，议会想使他重新回忆的做法均告失败，于是，布朗特被议会斥退。

　　于是，在布朗特先生的同情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同情者众口一词地说，一向平易近人的约翰·布伦特爵士之所以会一直保持沉默，是因为政府从众施压。斯坦霍普伯爵则对这种传言表示强烈的反对。沃顿公爵的反应则更加激烈，当他演讲之际，情绪是如此地激动，突然间，他觉得一股热血涌上头顶，头脑眩晕不止，一阵昏天黑地之后，他不得不匆匆离开议院回家休息。大夫即刻给他做了杯吸手术，第二天上午，又给他放了一次血，他才稍稍恢复了一些。到了傍晚时分，他忽然陷入了昏迷，在病榻上辗转了一段时间后，突然间撒手人寰。这位著名国会议员的猝死，在英格兰引发了巨大的哀痛。英王乔治一世更是悲痛欲绝，把自己反锁在密室里长达几个小时，以此痛悼这位忠心耿耿的重臣。

　　南海公司的会计奈特先生，终于在离列日城不远的蒂勒蒙特落网了。逮到这个家伙的人是侨居布鲁塞尔的英国人利兹先生的一个秘书。由于受到布拉班特公国的庇护，英国虽多次向奥地利法院要求引渡奈特，却都遭到了拒绝。奈特本人也要求留在布拉班特接受审判。布拉班特公国是乔伊斯约的成员国之一，依据这项协约的规定，布拉班特享有一项特权：凡是在该国的土地上被逮捕的罪犯，都应在当地受审。布拉班特公国对自己所拥有的这项特权奉行不移，拒绝把奈特交还给英国。英国司法当局始终不懈地与之进行继续交涉，但这时候，奈特却从关押他的安特卫普监狱逃走了。

　　2月16日，议会接到了秘密委员会提交的第一份报告。在报告里，他们说目前的调查工作困难重重，有许多时候是进退维谷。接受调查的每一个人都是满嘴谎言乃至于胡搅蛮缠，竭尽全力粉饰其辞，试图趁机混淆视听。在他们交出的账目中，许多项日都是假造的，在重要项目下没有股东的名字，涂改修饰过的痕迹触目皆是，有些帐页则整页整页地被撕毁。他们还发现，有些非常重要的账本已经被整个地毁尸灭迹了，剩下的不是被转走就是被藏匿起来。从一开始，审查人员就发现，涉案的材料包罗万象，人员背景也是层次不齐。他们只能尽可能地一一加以求证。面对数千人所拥有的总额以十亿计的财产状况，有的可以遵照法律规定来执行，有时则不得不在不合法的前提下采取行动。

　　比如，他们发现，在南海法案通过之前，公司账户上有一笔总值为1 259 325英镑的账目，在相应的账单上却标示着以547 500英镑的价格被卖出。这笔账目显然是有人蓄意编造的，目的是为了敦促议会通过该项议案。仔细核对账目，可以发现这批股票是在不同的时间内被分批售出的，价格从票面价格的150％到325％不等。如此大数额的股票在南海公司尚未得到增股授权之前就已开始了买卖，这一点令秘密委员感到十分惊诧。他们当即决定对全部交易内幕进行更细致的调查。南海公司主管、副主管和几名董事受到了严密的审查。结果更教人吃惊，他们发现，南海公司在做这笔账时根本不曾有过如此巨额的股票，当时可以支配的股票总额充其量也不超过3万英镑。

　　经过进一步探查，秘密委员会发现，这批股票是由公司伪装成某位购买商为自己买进的。有关文件里既没有公司支出记录，也没定金或抵押品、保证金的收据。由此可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假账，一定是处于这种原因：如果议案未被通过时，股市自然会下跌，反正是买空卖空公司不必承担任何损失。相反，如果股价上升(南海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后，实际中的股价果然一路上扬)，那么中间的差价就可以令董事们坐收渔利。后来，在议案通过以后，奈特先生即对这笔空头帐做了帐户调整，那些伪装的购买商则从南海公司那里得到了现金收益。

　　这笔虚造的股票，主要由约翰·布朗特、爱德华·吉本和奈特三人共同掌管，被分别赠给几位政府高官及其关系客户。南海法案的顺利通过就是这些幕后交易的结果。事后，秘密委员会查出，这笔股票是这样被分配的，桑德兰德伯爵5万英镑；肯达尔女公爵1万英镑；普拉顿伯爵夫人1万英镑，她的两个侄女每人各1万英镑；查理斯·斯坦赫普(财政部的一位秘书)l万英镑；剑刃公司5万英镑。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发现，此前一直坚定地要求严惩南海公司董事的斯坦霍普先生，也卷入了案件其中。通过特纳—卡西沃尔公司的名义，他获取了25万英镑的股票差价收益。为了欺人耳目，账本上凡是涉及到他的地方统统都被涂改掉了，有些地方则改成了“斯坦盖普”的名字。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的行为则更令人不齿，他也在南海公司董事之一的特纳—卡西沃尔公司开立了一个户头，帐户上的股票金额高达79 4451英镑。不但如此，他还建议南海公司把第二批新股认购金额设计成150万磅，而不是原定的100万英镑。这批新增的50万镑股票由公司自己掌握，没有任何担保。第三次的新股发行方式同样可耻，在艾斯拉比先生名下有7万英镑，克拉克斯先生则为65.9万英镑，桑德兰德伯爵16万英镑，斯坦霍普伯爵4.7万英镑。

　　这份调查报告的后面还附有6份重要性稍逊一筹的报告。在末一份报告的结尾，秘密委员会宣布，由于案件中重要的当事人奈特无法到案，后续的调查工作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第一篇报告被印刷出来，第二天上午就被提交给议会审议。报告的内容引发了一场火爆异常的激烈辩论。最后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宣布将对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牵涉其中的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严厉制裁。这些人所贪污的款项将全部用来补偿那些受他们欺瞒的公众。他们的行为已经到了了腐败的可耻境地，对国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此外，关于怎样救济和安抚不幸的受害者，议会还要求秘密委员会拟定一份议案。

　　查尔斯·斯坦霍普首先被揪了出来接受审判。他自然是竭尽所能为自己辩白。他强调说，在过去几年中，自己一直都把所有的存款存在奈特那里，奈特先生就相当于他的经纪人，而他为自己买进的所有股票都是照原价支付。至于特纳—卡西沃尔公司替他购买的股票，他本人压根儿就无从知晓。况且，凡是未经他本人允许的情况下，人家打着他的旗号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应当由他来负责，特纳—卡西沃尔公司纯粹是将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安在了他的头上。对于那些行事光明磊落、公正无私的人来说，像斯坦霍普这样悄悄把南海公司的25万英镑收入囊中，却假模假样地宣称自己清白无罪，真算得上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混蛋小人。

　　由于有人在背后撑腰，仅以三票之差的多数票，他被议会宣判无罪。他的一干亲友们，如斯坦霍普大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公子等，到处活动，一个个地拜访那些持犹疑态度的议员，鼓起三寸不烂之舌拼命诱导他们做出违背良心的选择，或者投否决票，或者干脆不出席表决会议。一大批昏聩懦弱的乡村士绅们被他们那天花乱坠的游说和怂恿弄得昏头胀脑，纷纷放弃了立场。斯坦霍普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一样传遍了英格兰，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在伦敦，满怀激愤的人群簇拥在一起举行大规模集会，暴乱和骚动眼看就要发生。尤其是在即将审判那个罪行更严重的罪犯的时候，局势变得更加紧急——人们普遍认为罪魁祸首的艾斯拉比也会与斯坦霍普一样受到包庇，从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

　　艾斯拉比，南海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一度高居要职，主管着英格兰财政。这种高贵的地位和所应当肩负的重任，却并没有能使他坚守住正义与诚实。斯坦霍普被宣判无罪的第二天，艾斯拉比接着受审。那一天，情绪激动的人群从伦敦的四面八方赶来，挤满了议会周边的的大街小巷，连门廊上和走道里站的也都是人。人们个个引颈翘首，不安地等待着判决的结果。关于如何定罪，议会为此花费了整整一天时间。此时的艾斯拉比先生发现自己已变得众叛亲离——他的罪行是如此地罪劣，如此地招人恨，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他说话。最后，议会得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艾斯拉比为了满足自己无止境的贪欲，不顾一切地促成了南海计划的施行。并且，他还同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严重搅乱了金融市场的秩序，他们的行为对不列颠王国的公共贸易和公众信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鉴于他那不可推脱的罪责，应当被立即逐出议会，并关入伦敦塔。在今后的一年内，他不得离开英格兰国境。这种限制措施可能将延至下一届议会开幕之前。此外，他必须就自己所有的财产如实招供，并以其补偿和救济那些因为他的罪行而蒙受财产损失的人们。

　　这个判决真称得上是顺乎民意，大快人心。尽管判决出台时已近午夜12点半，消息还是飞快地传遍了全城。有些人把屋子里弄得烛火通明，借此表示他们的欢欣和庆贺。次日清晨，艾斯拉比被押送到伦敦塔。沿途之上围观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一边大声喝骂，一边向他投掷石块和垃圾。仅仅这些还不足以令人们解气，于是他们又点起一堆大火，围着火堆手舞足蹈，以此来宣泄自己的喜悦和欢乐。这一天，伦敦城里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节日气象。民众们唱着跳着互相庆贺，似乎在暗示他们刚从某种巨大的灾难中走出，并幸运的逃过一劫。此前，由于斯坦霍普事件，人们已经积累了强大的义愤，如今，借着艾斯拉比被判有罪，这种怒气终于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为了更有效地安抚民心，议会接着又把特纳—卡西沃尔公司的乔治·卡西沃尔爵士驱逐出议会，同样被囚禁在伦敦塔。同时，卡西沃尔还必须赔偿25万英镑的赃款。接下来，议会开始审议秘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有关桑德兰德伯爵的那部分内容。有关于他的指控，主要是基于从约翰·布朗特爵士那里获得的证据。由于桑德兰德伯爵素来是位高权重，身兼议员、枢密顾问大臣等要职，议会方面有许多人使尽全力也要力保他无罪。于是，议员们搜肠刮肚、费尽周章地想要证明：约翰·布朗特爵士的证词不足采信，尤其是这事关一个大贵族的名誉问题。这位大臣的许多朋友此时都为了他东北西走，到处散布消息说，如果桑德兰德伯爵被宣判有罪，那将可能导致托利党赢得政治优势，进而入主内阁。最后，议会以233票对172票的多数宣布桑德兰德无罪。但是，全体国民却一致认定他有罪，对于这个结果，公众显示出极大的愤慨。大规模群众集会再度在伦敦街头出现，不过这一次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骚乱。

　　就在这一天，老克拉克斯突然猝死在家中。而原定在第二天，议会就将审理他的案子了。这种巧合令人们普遍相信，他是服毒畏罪自杀的。但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死于自杀。事实上，就在五周前，他那在财政部担任秘书的儿子，因为染上天花而不幸夭亡。老年丧子的打击对他而言不可谓不沉重，所以，这些天来老克拉各斯一直沉浸在痛悼之中不可自拔。正是为了这个宝贝儿子，克拉克斯才不惜昧着良心、出卖荣誉，疯狂地聚敛财富。为了金钱他甚至豁出去了一切。然而，儿子一死，他此前所有的努力眼看着灰飞烟灭了。另一方面，他在南海阴谋犯下的罪行渐渐地暴露出来，这更叫他惊惧难安。随着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劳克克斯最终突发中风而死。在他身后，留下了总值150万英镑的巨额遗产。这笔钱后来被收归国库，用于补偿那些因南海阴谋而倾家荡产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