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法庭的审判。为了安抚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这些“阴谋家”们苦心积虑聚敛的大笔财产被没收，总额竟高达240万英镑。议会视各人的情况而定，分别为他们保留一部分财产，以利于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中，约翰·布朗特爵士原本拥有的财产有18.3万英镑，最后只剩下5000英镑；约翰·弗洛斯爵士的财产从24.3英镑减到了1万镑；西奥多·简森爵士原先拥有24.3万英镑，现在得以保留5万英镑；爱德华·吉本以前的10.6万英镑财产，现在只余1万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的家产约7.2万英镑，获准保留5000英镑。其他一些罪行较轻的从犯．得到了比较宽大的处理。

　　被没收了大部分家财的爱德华·吉本先生之孙，历史学家小爱德华·吉本，在《我的生活与写作》这本回忆录中，对发生在自己祖父时代的这一事件做过详尽的记录和描述。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见证者，但是，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位作家都会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同样，相对于那个灾难性时期里人们所怀有的各种偏见，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做的有关记述就很有参考和警示价值。单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古训来讲，他的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

　　他写道：“1716年，我祖父被推举为南海公司的一名董事。他的财产账簿表明，在他担当这个致命的职位之前，就应经拥有了36万镑的财产。但是，1720年的那场大灾难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他30年辛苦劳动的成果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什么也没剩下。关于南海事件，关于我的祖父和他那帮董事兄弟们究竟是罪犯还是无辜的受害者，让我来充当裁判者，既不称职，也难免有失客观。当今时代的平衡法必定会谴责那些法庭所做出的粗暴而又武断的判决。这个国家刚被从一场发财梦中唤醒，人们或者说议会，就开始大声吵吵着四处寻找替罪羊了。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尽管所有人都认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罪大恶极，但这个国家却还没有任何法律条款来制裁他们。莫勒沃斯上议员那苛刻的言辞并没有被采纳，但却引发了一个严厉的法案——一个具有追溯性的法律条文，用来惩罚那些潜在的、可能发生的罪恶。立法机关限制董事们的人身自由，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付出巨额保证金。还在他们的人格上强加了一个可耻的记号。他们被迫发誓，把自己的钱财上交，一分也不能少，而且也不能转往国外。”

　　“他们对这项惩罚措施大为不满。每一个英国国民都享有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他们请求为自己申诉．然而这一要求却被拒绝了。那些压迫者并不要任何证据，也不听他们的申辩。刚开始，有人提议给每位董事留下八分之一的财产．好让他们应付日后的生活。但却遭到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在财富应与罪恶想匹配的原则下，这个比例对许多人来说都嫌太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又嫌太重。于是乎，根据每个董事人品和行为，他们遭到论斤称量般地区别对待。但这并不是一次公正和理智的调查，33个英国人的财产和名誉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审判程序是如此潦草，由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多数投票和几个最卑鄙的秘密委员会委员主宰一切。委员们一句恶意的言论或是一次沉默的投票，都可能转化为乖戾的怨毒或是个人的私愤。给董事们的剩余津贴就这样在言笑之间被改来改去。这种侮辱性的笑话令董事们感到更加难堪和痛苦。”

　　“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中说，某位董事曾经牵涉到一项计划，而该计划使一些人受到了损失。这就成了于是就成了判定他有罪的证据。另一个人之所以获罪，只因为他曾大发过一番谬论，说他要用金子来喂马。还有一位在当时声名显赫的财政部人官员，则为他过分的骄傲而摊上了罪名。他居然敢拒绝回答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的种种有关个人隐私的提问。所有董事都在缺席法庭辩论，因此也就不可能为自己做申辩的情况下被判有罪，并被处以在武断的惩罚和没收财产。董事们毕生积累的家当中的大部分都被席卷一空，用来填补政府亏空。这种光明正大的掠夺必然是得到了全能的议会的庇护。”

　　“我的祖父并从未想过能得到比他的同僚们更为宽厚仁慈的处置。他的保守主义原则和他与托利党之间的密切联系，无疑使他更受当权者的憎恨。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可疑的秘密报告中。纵使他的才干为人所共知，但也没法子求得无知大众的宽恕。在对南海公司董事们采取的首次行动中，吉本先生是第一批遭关押的人之一。而最后的判决也令他从此恶名远扬。他向议会宣誓后上交的财产，除去所继承的祖产之外，总计为106 543英镑5先令6便士。议会曾许诺给他两种金额不同的补偿，各为1.5万英镑和l万英镑。当两者需要二选一时候，问题就来了，议员们一致决定那数额较小的1万镑就是他应得的津贴。就这样，在一片废墟之上，我的爷爷，以他偌大的年纪，凭着他那议会也无法夺走的技能和一点存款，骈首砥足、白手起家，重新建立起一座新的不屈的命运之厦。16年辛勤劳动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馈。还有什么理由叫人不相信，这第二座大厦不比第一座更好呢?”

　　在南海公司董事会成员受罚之后，立法机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样恢复公共信用。人们发现，沃普勒先生的此前的计划并不充分，而且已经落到名誉扫地的地步。

　　1720年年底，南海公司全部的股票本金被重新计算了一遍。人们发现，其股票总额高达3780万英镑。其中，分派给全部所有者的金额只有2450万英镑，剩下的1330万英镑则被公司以法人的身份所拥有——这就是他们利用公众狂热获得的全部利润。从这些非法利润中，议会拿出800万英镑作为给一般所有者和认购者的分红，红利为每100股33英镑6先令8便士，这一做法已经是相当宽厚了。议会针对南海公司做出了进一步规定，曾向南海公司借款的债务人，如果向其转付过股票或其他抵押品的，可以不附带任何偿付和追索要求。除此之外，只需偿还借款总额的10％即可。当股价暴涨时，南海公司曾以这种方式借出过110万英镑。而此时，股价已经回落到正常水平，这样，公司所回收的债务就只有11万英镑了。

　　但是，要想彻底恢复公共信用，还需要很长一段时期的过程。英格兰的公共信用就像是希腊神话里所说的，安着一双羽毛和蜂蜡制成的翅膀想飞越海洋的伊卡路斯一样，飞得太高太接近太阳，粘接着翅膀的蜂蜡一点点融化，最终，他从云端掉入了大海，在汹涌的浪涛中苦苦挣扎。彼时他方才醒悟，自己只能生存在坚实的土地之上。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妄想着要一飞冲天了。

　　从那以后，在英格兰国内贸易高度繁荣的时候，又曾出现过几次过度投机的风潮。一个成功的计划往往会引得人们群起而仿之。在一个商贸立国的国家里，像这样的成功范例总会招来公众盲目的模仿，从而将那些心中只想着利益得失的人们拖入不见底的深渊，而要想逃出生天，则是难上加难。

　　1825年，在英国人的记忆里，同样是一个难忘的恐慌年份，与当年由南海计划造成的泡沫公司性质一样的各种名目的企业、公司，再度沉渣泛起。风光了一阵子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片泡影。而这一次，也同1720年南海危机时一样，骗子们利用人们的贪欲诈取了大把的金钱，而当秋后算账的那一天来临时，他们照旧难逃法律的罗网。

　　另外一次发生在1836年，类似的商业投机再一次卷土重来，差点一发不可收拾。所幸，在灾难恶化之前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英格兰商业再次逢凶化吉。在1845年之前，南海阴谋一直都是英国历史上因大众狂热而引起大规模商业投机风潮的最典型事件。这本书的首次发表时间，大约是在铁路大恐慌（1845年—1846年）爆发期间。